在成都，我花六万块买了三天看不见的服务

朋友说我疯了，六万块，去成都？能吃多少顿火锅，能住多少次五星级酒店了，但他们不懂,我要的根本不是那些。

电话打过去，对面声音很轻，不像销售，倒像是个久不联系的老朋友，他没问我预算，也没给我发套餐表，只问了一句：“您在成都，更想忘掉什么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这年头，连心理咨询师都不这么问话了，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时间。”

出发那天，没走出发大厅，一辆很旧的沃尔沃，车漆甚至有几道细微的划痕，停在小区侧门，司机穿亚麻衬衫，袖口挽上去，小臂晒得很黑，全程他几乎没说话，只是在我看窗外某条被梧桐树荫完全吞没的小街时，车速会莫名地慢下来，我甚至不确定这是不是安排好的环节,还是他真的注意到了我的目光。

酒店不在太古里，车*进一条我至今叫不出名字的巷子，停在一扇对开的木门前，门很旧，铜环上满是绿色的锈，推开，里面只有四间房，我住的那间，窗外是一棵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银杏，正值绿得发黑的季节，叶子几乎要探进屋里，没有欢迎水果，没有手写卡片，但书桌上，摊着一本翻到三分之一处的《成都通览》，纸页泛黄，旁边搁着一副老花镜，仿佛这屋子的主人——一个并不存在的老学究,刚刚起身去院子里浇花了。

当天下午，没去宽窄巷子，管家小哥敲开门，递给我一把自行车钥匙，还有一张手绘的地图，地图画在宣纸上，墨迹有些洇，上面标着的不是景点，是菜市场。“青羊小区综合市场”，他手指点着一个角落，“进门左*第三家，肥肠粉，记得说只要‘白味’，但红油自己加。”又点了点更深处，“有个大爷卖蛐蛐，下午四点才出摊，听他说会儿话，比看什么都强。”

我真的就骑着那辆叮当响的自行车去了，菜市场里的味道汹涌得像另一条锦江，肥肠粉店的老板娘看我端着碗站在路边，从桌子底下踢过来一张塑料凳，那凳子是歪的，但坐上去刚刚好，卖蛐蛐的大爷果然在，他正用一个细竹签逗一只“棺材头”，看我蹲下来，眼皮都没抬，只说：“这只叫起来，脆。”我们就那么蹲着，听了整整十分钟的蛐蛐叫，在那个时刻，我手机上几十个未读的工作消息，突然都变得很轻很轻,像褪下来的蝉壳。

第二天，被拉到彭镇，那个老茶馆，地上的“千脚泥”已经被踩得包了浆，凹凸不平，同行的人，除了我，是一个专门研究四川方言的老教授，他指着那些抽叶子烟的老头儿，给我翻译他们嘴里含混的川音，那个下午，我在一杯接一杯的花毛峰里，听到了几条街几十年的生*嫁娶，这不是表演，那群老人打量我们的眼神，带着一种看了太多“外来客”后的了然与宽容，仿佛在说，你们啊,又来我们的生活里找故事了。

更登峰造极的一顿晚饭，不在米其林，而在一个我根本说不清是几环外的农家院里，没有菜单，做主的是个嬢嬢，扎个蓝布围腰，刚从地里摘了把带着泥土腥气的二荆条，她说，辣椒今天被太阳晒得有点蔫，但香味反而更足了，那顿饭，我吃出了回锅肉里豆瓣酱的前调、中调和后调，吃出了猪油酱油拌饭里，时间的味道，结账时，管家轻声说了句，“那位女士，年轻时给成都更挑剔的几位老师傅做过家宴。”我回头看她，她正在院坝边，就着一盏昏黄的灯,安安静静地择明早要用的青菜。

我的定制要求里，有一条被他们执行到了极致：“不要任何需要我开口说谢谢的服务。”所有的妥帖，都发生在你没开口之前,又像是漫不经心的巧合。

更后半天，他们把我领到文殊院后面一条*胡同里，墙上爬满了油麻藤，绿荫深处，藏着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茶馆，老板是个眉目舒朗的年轻僧人，没说话，只是给我沏了一杯甘露，水汽氤氲里，我能听见风穿过回廊，听见远处若有若无的诵经声，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，咚，咚,敲在紧靠着成都这片土地的肋骨上。

六万块，三天，我没带回来一件纪念品，相册里也只有寥寥几张根本舍不得给别人看的照片，但我感觉自己身体里，有什么东西被成都的雨水,轻轻洗过一遍了。

回来的飞机上，我闭着眼睛想，这趟到底值不值，眼前晃过的，不是账单，不是那些隐在幕后的安排者，而是菜市场那张歪腿的塑料凳，是蛐蛐断断续续的叫声,是那个择菜嬢嬢在灯下模糊的剪影。

我打开手机，给那个起初问我“想忘掉什么”的人,发了一条信息。

“下次，我想忘掉我自己。”

对面很快回了两个字：

“更难，也更有意思。”

我靠在舷窗边，成都已经远在下方的云层里，缩成一个小小的、看不真切的点，但那股子湿润的、懒洋洋又无比认真的气息，好像还缠在我身上,没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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