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稻城亚丁，我高反到怀疑人生，却被一车大学生救了

“这趟旅行，会是你离天空更近的一次。”旅行社的宣传页上印着这么一句话，配图是牛奶海那抹不真切的蓝。

我信了,于是揣着所剩无几的实习工资，和一群同样眼神清澈中透着贫穷的大学生，坐上了那辆开往稻城的大巴。

川西的路,是给轮胎做深度马杀鸡的路，车像台滚筒洗衣机，把我们这些脏衣服在座椅上甩来甩去，一开始大家还在唱歌，从《平凡之路》唱到《蓝莲花》，仿佛灵魂已经先于肉体抵达了西藏，后来海拔上了三千米，车厢里逐渐安静，只剩下一片此起彼伏的吸氧声，像一车漏气的轮胎。

高反不是我预想的那种头疼,它更像一个蹩脚的工匠，拿着小锤子，不紧不慢地敲着我的天灵盖，一边敲一边问：“哥们儿，这地儿住着还习惯不？”我不习惯，我靠着窗，看着外面的云压得极低，仿佛贴着头皮在飞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，大口喘气，却吸不进多少有用的东西。

到达稻城县城那晚,我吐了个天翻地覆，领队是个藏族大哥，叫达瓦，递给我一罐氧气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别硬扛，明天还要爬长线呢。”我摆了摆手，连说谢谢的力气都没有，躺在客栈的床上，我听着自己擂鼓般的心跳，开始无比想念平原上那些廉价的、充足的空气。

第二天,状态并没有好转，但来都来了，这句话是中国人更狠的自我绑架，我跟着队伍，像一具行走的尸体，开始了亚丁的长线徒步，从洛绒牛场出发，往牛奶海和五色海走，那段路，对于高反的人来说，每一步都像在腿上绑了沙袋，而且是湿的。

我逐渐掉在了队伍更后,就在我坐在一块石头上，考虑要不要就此扎根，当一株高原植物的时候，一个之前车上没什么交流的男生折了回来，他叫阿凯，穿着件洗到起球的冲锋衣，背包里叮叮当当的。

“哥们儿，还行吗？”他问。

我摇摇头。

他没再说话,只是从我旁边坐下来，翻了翻包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杯，递给我。“热的，葡萄糖水，我冲多了。”

我接过来,是真烫，那种温度从掌心传进来，好像把飘散的魂儿给拽回了一点，我小口小口地抿着，甜腻的味道在喉咙口打转。

“后边还有俩姑娘也走得慢，没事，我陪你押尾。”他说着，指了指不远处的两个女生，她们正杵着登山杖，大口喘气，像两条濒*的鱼。

我们四个,就这么组成了“落后小分队”，走走停停，每走十步，就要停下来喘一分钟，阿凯话不多，但每次停下来，他都会变戏法似的从那个叮当响的背包里掏出点东西——几块巧克力、一包榨菜、甚至是一小瓶白酒。“喝一口，活活血。”他说，我没敢喝。

有一段路特别陡,全是碎石，我走两步滑一步，阿凯走在前面，伸出一只手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抓住了，他的手很粗糙，很有力气，就那么拽着我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

“看见没？”他指着远处山坳里一条银白色的冰舌，“那就是冰川，我上大学这几年，就攒钱干这个了，没意思，但每次上来，又觉得挺有意思。”
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,雪山就那么赤裸裸地矗着，云在山腰上缠着，阳光照在雪顶上，亮得晃眼，那一刻，心跳依然很快，但好像不全是高反了，有一种很原始的、巨大的东西，从眼底砸进来，把人瞬间砸懵了。

等真正看到牛奶海的时候,已经是中午了，那水蓝得不像真的，像颜料泼进去的，又像一块嵌在山谷里的巨大宝石，我知道这形容很俗，但站在它面前，你脑子里所有的词都会失效，只剩下一个“靠”字。

阿凯在旁边大笑,然后招呼我们：“别只顾着看，来，合个影！”相机架在石头上，设置好定时，他跑回来，我们四个高反到面无血色、嘴唇发紫的人，挤在一起，背后是牛奶海那抹诡谲的蓝，照片里，大家都在笑，笑得特别傻。

下山的时候,我居然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，高反还在，脑袋还疼，但脚步轻了，阿凯还在前面走着，背包里的东西依然叮当作响，我忽然想，也许旅行的意义根本不在于看了多少风景，拿了多少张可以发朋友圈的照片，它可能就藏在那杯过甜的葡萄糖水里，藏在那一把拽你上坡的手里，藏在一群陌生人靠着“来都来了”的傻劲，互相搀扶着走出来的那几步路上。

回到车上,大家依然像一车漏气的轮胎，但这次，心里的某个地方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很满，很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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